
“报告主席,’老板’到了,可他没带公文包。”1959年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推开门,语气里透着几分好奇。毛泽东放下手里的书,抬头笑道:“快请进成都股票配资公司,我这就想听听谭老板又带来什么新点子。”闻言,田家英愣了愣,心里直犯嘀咕:一个堂堂省委书记,怎么成了“老板”?
田家英的困惑并不新鲜。那几天,杭州刘庄里连续有干部来汇报,只有谭震林被称作“老板”。消息传开,值班战士私下嘀咕:“这是收购粮食的行商?还是搞统购统销的行家里手?”气氛越传越神秘。谭震林闻言只是摆手:“别瞎猜,等见了主席再说。”
对谭震林来说,“老板”二字并非玩笑,它来自一场刀口舔血的化装侦察。时间回到1940年初,华中根据地被日伪四面封锁,中央电令:新四军必须向南突进,开辟江南。谭震林临危受命,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离开根据地前,他的妻子田秉秀已怀胎九月,他甚至来不及多看一眼。军令如山,只能走。
刚出皖南,敌人便设下层层封锁线。谭震林一身国民党“三战区上校参谋主任”的行头,却总在岗哨前被盘查。连走两天,他拍着腿直摇头:“这样下去迟早露馅,干脆换马甲。”于是,白衬衫、西裤、呢礼帽,再借来一张绸缎庄老板的良民证,上面写着“李明”。他在院子里晃悠几步,自我点评:“像模像样不?”秘书俞炳辉挤眉弄眼:“李老板,可真有派头!”一句玩笑,由此诞生一个深入敌后的“谭老板”。

伪装生效。一路上,日军哨兵见他衣着光鲜,连带问话都温和几分。夜里赶路,几个人钻进徐州一家旧电影院假装看《风云儿女》,实则听取当地抗日救亡会的情报。灯光昏暗时,有妓女错将他们认作大款,拉住袖口讨小费,谭震林哭笑不得:“赶紧走,别坏事。”
抵达江苏徐州后,东路司令部刚刚成立,他还没坐稳,就接报“鬼子小队逼近”。周围战士武器杂、经验浅,有人犹豫。谭震林低声吼:“支队长戴克林,带机枪,上!”戴克林穿着长袍犹豫:“老板,这一身不像带兵的啊。”谭震林答:“管他像不像,先干掉再说。”短促枪声夹着手榴弹爆裂,十几分钟,一小股日军被就地解决。消息飞快在军中传开,“老板雷厉风行,三下五除二灭了鬼子”,绰号就这么扎了根。
口口相传,连延安都听到了“谭老板”的故事。毛泽东在枣园开会,掐着纸烟笑问:“这个‘老板’挺能打?下次我也得瞧瞧他。”新中国成立后,每逢会议,毛泽东习惯张口就来:“谭老板发言。”主席这一带头,别的同志也顺嘴跟喊。谭震林表面上摇头苦笑,心里其实明白:这是主席的认可,也是一份让人扛着走的压力。

谭震林并非生来“老板”。1902年,他出生在湖南攸县一家当铺,兄弟七人,日子窘迫。十四岁外出打工,在茶陵县一家书店抄书、卖书,结识共产党员余来。余来常在柜台旁边悄声讲《共产党宣言》的段落,谭震林听得热血翻腾。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被通缉,只好白天卖书,晚上躲进空棺材。那段灰暗的日子,他常咬牙自问:到底图什么?可一想到“穷人翻身”,又挺过来。
同年秋,他听说毛泽东上井冈山,立刻想去投奔,可山高林密,好几次都扑空。直到陈皓率部攻入茶陵县,谭震林递上姓名和身份:“我想参加队伍。”陈皓看他手脚麻利,便拉他办农民协会,还把他推举为工农兵政府主席。消息传上井冈山,毛泽东批:“年轻敢干,给他五条枪。”五条枪对一支刚起家的队伍意味着什么?谭震林心里比谁都清楚。
1929年赣南闽西突围,敌军突袭,毛泽东的警卫班压力骤增。谭震林拍马冲到侧翼顶住敌火,掩护主力安全撤离。战后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震山虎,名不虚传!”从那以后,“震山虎”与“谭老板”,一个在革命低潮时给他勇气,一个在华中险境里给他伪装,两面标牌伴他闯荡数十年。

抗日后期,谭震林与粟裕搭档,创建苏浙军区,三纵、六纵、十纵纵横太湖南线。1945年春,苏南反顽战役连克溧阳、金坛,他指着战报哈哈大笑:“还是这一片水网地形适合我。”部队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粟司令打得猛,谭老板管得紧。”二人配合默契,奠定后来渡江作战的基础。
1946年涟水争夺,张灵甫率七十四师猛攻,新四军第六师陷苦战。谭震林打电台时语速极快:“给我粮弹,给我时间,我能守。”但交通线被敌人切断,增援晚点,结果涟水失守。谭震林气得踹桌子,冲参谋吼:“都是我慢了半天路!”不久,毛泽东亲发电报:涟水得失不足挂怀,部队士气要紧。看完电文,谭震林红了眼眶,对副师长说:“主席懂我,我不能让他失望。”不到半年,在孟良崮一役,他把七十四师连骨带皮“啃”了下来,为先前的失误狠狠扳回一城。
全国胜利后,谭震林先后出任浙江省主席、江苏省主席、华东局副书记。有人开玩笑:“您这老板当真了,管着两省的地盘,不折不扣‘大掌柜’。”他却直摆手:“别抬举,我就是买卖人出身,货真价实的‘我要账’——要计划、要生产、要仓储。”工业化初期,浙江缫丝厂缺电机,他连跑三个部委拍桌子拍到指关节发红;南京钢铁厂资金断档,他让财办夜里拆分预算,硬生生腾出一笔周转。有人说他“脾气拗”,可项目一个个落地,老百姓饭碗里多了油水。
1959年这次杭州汇报,其实是谈浙江乡镇企业试点。谭震林推门见毛泽东,没等坐下就直奔主题:“主席,农闲时让农民进小作坊干轻工,有风险,但值得试。”毛泽东笑眯眯点头:“老板出手,总有新花样。”田家英总算明白,原来“老板”是褒义,指的是那股不服输、敢拍板的劲头。
晚年谭震林调回北京,担任中央副秘书长、人大副委员长。秘书记得,他办公桌永远摊着三样东西:一本《三国志注》,一本《资本论》,还有一张手写工作清单。有人问他,成功诀窍是什么?他抬头笑:“书里找方法,地里找问题。别拿职位当砝码,拿事实说话。”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因病逝世。骨灰按遗嘱分两处:一半在八宝山第一室,一半送回井冈山。送行那天,老战友戴克林取下军帽,久久没戴回去。他低声念道:“老板这回是真走了,可他那股子杀伐决断、又肯替人扛事的劲,留在咱心里。”
“老板”两个字,没有金钱味,却透出担当。1959年的那幕小插曲,不过提醒后人:在历史暗礁里,敢扮商人、敢破封锁、敢为士卒拍板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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