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松强 樊霞飞在线股票配资网
朱德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享有崇高的威望。朱德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威望，始于南昌起义失败后，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作战失利，在起义部队余部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之际，朱德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通过“赣南三整”，有效地保留了南昌起义革命火种。
南昌起义时的朱德
南昌起义时，朱德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并不突出。为领导南昌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朱德并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南昌起义部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在起义的3支队伍中，叶挺率领的第11军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约1.5万人；其次是贺龙率领的第20军，约7000人；朱德当时的职务是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长，他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的学员有3个连参加了起义，公安局没有多少人参加” 。（《朱德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的谈话》，1961年2月16日）
在起义前，朱德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社会关系，做了许多工作，绘制了国民党在南昌的兵力分布、城市布防情况，标明了碉堡、火力点和进攻路线；租下了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作为前委的指挥部；同第3、9两军留驻南昌的几个团的团长进行接触。朱德的这些工作，为起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起义的当天，前委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朱德的主要工作是利用与滇军的交情，以宴请、打牌等方式作掩护，设法拖住留驻南昌的第3军的2个团长，为起义的顺利进行争取时间。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抵达江西大余后，在这里整编部队和整顿部队的党、团组织。
8月1日上午，起义部队占领南昌城，前委召开了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25位委员组成，委员中依然没有朱德。8月2日，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前敌代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第二方面军下辖3个军：第11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韦杵（未到职）任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朱德任副军长。第9军原是在江西的滇军的番号，兵力却只有原第3军军官教育团3个连400余人，与第11军、第20军实力相差甚远。
8月3日，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率领第9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南下广东。在南下途中，朱德利用其与滇军将领的特殊关系，使部队免于遭受太大损失，同时向沿途群众作宣传，筹措粮草和安排宿营。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从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朱德自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周恩来后来在回忆朱德在南昌起义的作用时，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由此可见，朱德虽然在南昌起义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并不突出，地位也不算高，仅仅是个“参谋和向导”。尽管如此，但其发挥的作用却不可小视。
三河坝阻击战时的朱德
南昌起义后，遭到国民党的疯狂反扑。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指挥起义部队分批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南下途中，起义部队先后与国民党钱大钧部、黄绍竑部发生激战。9月22日，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此时，由于叛逃、伤亡等原因，起义部队已经损失过半。根据9月初在福建长汀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起义部队进行了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向潮汕进发；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军官教育团共约4000人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
10月1日，三河坝阻击战正式打响。朱德指挥三河坝留守部队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下英勇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成功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作战的任务。为了避免部队付出更大的伤亡，保存革命力量，10月3日下午，朱德命令部队“次第掩护，逐步撤退”，准备南下潮汕与主力会师。
◆朱德率南昌起义后新组建的第9军和国民革命军第25师约四千人在三河坝阻击国民党军钱大钧部10个团，掩护主力南下。图为三河坝战斗遗址。
10月6日，朱德率部到达广东潮州饶平县的茂芝时，遇到从潮汕溃败下来的余部，得知主力部队在潮汕已被敌人打散，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这意味着朱德率领的部队成为南昌起义仅存的革命火种。在得知主力部队被打散，再加上连续多日作战，使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部队内部开始弥漫散伙的想法。陈毅回忆说：“当时是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不辞而别了。”粟裕也曾回忆说：“这支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5个多师，共约4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破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在此危急时刻，为了鼓舞士气、稳定队伍、统一思想，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的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朱德坚定地说：“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是‘八一’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中共饶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饶平党史资料1982年）在朱德的感召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积极响应。朱德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会议最终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打游击，这为处于困境而陷入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队伍指明了方向。
在三河坝阻击战之时和撤离三河坝之后，朱德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本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勇敢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使南昌起义的火种得以保留，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舍我其谁的革命精神，也由此逐步完成了从起义部队的“配角”到“主角”的转变。
“赣南三整”时的朱德
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朱德在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先后进行了三次整顿，即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赣南三整”解决了部队当时亟需解决的思想、组织和军事问题，逐步完成了由过去的旧式军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对以后的整党建军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天心圩整顿
10月中旬，由朱德领导的这支部队处境十分困难，孤立无援、四面受敌、前途迷茫，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休整和补给，不少官兵开小差脱离部队，还有的散布失败情绪，主张就地解散部队。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团以上干部仅剩朱德、陈毅、王尔琢3人，部队只剩下800多人。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在此危急关头，朱德决定就地召集军人大会，帮助官兵认清形势，鼓舞斗志，重拾革命信心。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杨至诚：《艰苦转战》，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10、111页）
◆朱德在三河坝战斗中的指挥所旧址。
朱德的讲话，向部队官兵展示了革命必然向前发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光明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人心，让大家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对朱德的这次讲话，陈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他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他说：“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做些发挥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91页）虽然在天心圩整顿中，大约有300 多名官兵离队了，人数更少了，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部队的情绪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小差的也减少了。陈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6页）
天心圩整顿是起义部队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赣南三整”的开端。通过思想教育，天心圩整顿统一了官兵的思想认识，提振了部队士气和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的不利局面，部队开始稳定下来。朱德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历史自觉，挺身而出，勇敢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一支濒临解散的部队带出绝境，进而博得了全军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二）大余整编
10月底，朱德率领部队抵达赣粤边境的江西大余地区。此时，国民党新军阀重新开战，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暂时放松了对南昌起义余部的追击，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朱德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
◆大余整编司令部旧址。
这次整编共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朱德认为，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党的工作很难深入到基层和士兵当中。为此，部队召开了党、团员干部会议，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并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党支部。通过整顿，加强了党在部队基层的工作，改变了过去在士兵和连队中没有党、团员的状态，实现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粟裕回忆说：“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第二步是整编部队，以利于指挥和作战。当时部队存在建制不全、指挥不畅的情况，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由于这支部队是由不同来源的部分组成的，再加上转战途中减员严重，建制早已打乱，原有的军、师都成了空架子。针对这种情况，朱德从实际出发，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把部队改编为1个纵队，下设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为便于隐蔽，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番号，由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经过整编，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组织更加精干，指挥更加顺畅，战斗力明显提升。
（三）上堡整训
11月初，朱德率领部队抵达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山区。这里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湘、粤军阀重新开战，无暇追击起义部队余部。朱德抓住这一难得时机，又对部队进行了军事整训。
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当时旧式军队的不良作风在部队官兵中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陈毅曾气愤地说：“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像土匪一样了！”并告诫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杨至诚：《艰苦转战》，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14页）根据形势的发展，此时部队的任务不仅是行军打仗，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加强纪律教育更加迫切。为此，朱德决定对官兵进行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94页）并设立没收委员会，负责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问题。
其次是军事训练。部队转战赣南后，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部队实现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朱德亲自指导部队学习游击战术，传授开展游击战争的知识，并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法。这是起义部队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
◆崇义上堡整训旧址。
“赣南三整”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0天左右，此时正处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期间，无暇顾及朱德率领的这支南昌起义余部。朱德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有利时机，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部队获得了及时的休整，改变了原来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逐步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实现了军队从旧式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开始探索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人民军队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接近，在做法上类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表明两者是顺应客观形势的正确举措，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特别是在“赣南三整”过程中，朱德以其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党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成功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逐渐成为起义部队余部毫无争议的统帅。
◆红军时期的朱德。
“赣南三整”之后，朱德率领这支经过血与火洗礼、残酷革命考验的新型人民军队，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于1928年初发动了湘南起义。在湘南起义过程中，朱德吸取了南昌起义失利的教训，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有益尝试。湘南起义给当时正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以很大振奋，使工农革命军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并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干部，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人就是在这次起义时参加这支队伍的。
正是有了湘南起义，朱德才能率领一支近万人的革命武装，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胜利会师。朱德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到来，大大加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也由此开始了朱毛二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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